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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款利率可否上涨得更快一些呢?这要考虑国际形势,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非常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非常充裕,如果我国利率上调太快,会导致大量资本流入,因此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负利率。经过克服通货膨胀的努力,也参考国际形势变化,负利率或迟或早会消失,会转变为正的实际利率。现在的数据也表明,这是个阶段性的现象。 【银行泄密事件】 不存在客户信息泄露 记者:近来个人资料泄密有向金融领域蔓延迹象,据悉,客户资料在银行内部几乎透明,对于“内鬼”来说,银行并没有太多办法,基本上靠道德来约束,请问未来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出台考虑? 刘士余:前一阶段,的确网上有风传,说我们某家大的银行甚至几家银行泄露了上百万客户的信息,后经查实,没有这回事。但银行在客户信息保密、隐私保密方面,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这已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范畴。银行客户资料外泄以前也曾发生过,这在国际国内都不奇怪。但监管当局包括央行,要高度重视,要切实加强各家银行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客户信息系统,保护客户隐私工作要落到实处,特别是在下一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存款准备金率】 存准金率下调空间大 记者:上月央行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约4000亿人民币资金,是否会流向房市? 周小川: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是紧。其下调释放出资金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方向,也就是说银行有更宽的流动性头寸后,可按照它日常的贷款分布向各个部门发放,没有一个典型方向,比如像你所说的是为增强股市信心或者是不是主要会流向房地产行业,情况应该不是这样的。 记者: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有多大?时机应该如何抉择? 周小川: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其他一些国家存款准备金率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但要看存款准备金工具的必要性,也就是要看市场流动性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因为说有空间,就可随意地调整,要针对具体的流动性状况,这和外汇占款、国际收支平衡有关。 【欧债危机影响】 在欧投资能保值增值 记者:欧债危机对于中国央行持有欧元的外汇储备有什么样的影响? 易纲:欧债危机还在继续,最近稍有缓解,但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我们的投资而言,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一直坚持多元化的货币和资产配置,自欧债危机以来,我们配置的原则并没有改变,继续坚持多元化配置,继续投资于欧洲市场,欧元区市场。在配置过程中,多元化意味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起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平衡作用。 从一个投资组合来看,即使在欧元区的组合和欧洲的组合,我们都做到了保值增值。所谓保值,就是说组合的收益要跑赢当地货币的通货膨胀率,比如说CPI;所谓增值,在超过当地CPI以上,还会有一些收益,这就意味着我们做到了保值和增值。 花絮 世界银行行长人选我不操心 昨日,有记者问起周小川是否有意竞选世界银行行长。周小川笑称,到目前为止世行人选一直都是美国人,他认为“不用操心”这件事。 今年2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即将在6月30日期满卸任,世行行长的继任人选受到广泛关注。由于美国是该机构最大的股东,世行行长一向由美国人担任,这一传统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一直未改变。 周小川昨日表示,尽管G20此前也表示过,以后世行行长人选的范围是否可以有所调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对于他被《欧洲货币》杂志评选为2011年年度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这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肯定,“不见得跟我个人的因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记者抢话筒“补充提问” 作为央行每年规模最大的记者会,昨日的发布会吸引了大量中外媒体记者参加。各路记者在争取提问机会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周行长,请给我一个机会”的呼唤声此起彼伏。会场上甚至数次发生“抢话筒”事件。一位记者在同事发问后又立刻抢过话筒,称需要“补充提问,她刚才漏问了问题”;另有两位女记者因为争抢话筒甚至险些造成不愉快。 记者昨日发现,穿红色衣服的女记者似乎特别受到青睐,主持人至少有三次把提问的机会给了“红衣女记者”。而对于记者们的热情,周小川在回答问题时也不时露出笑容。他每次微笑,各种相机的快门声甚至淹没了麦克风的声音。 资料图:刘希泉全国人大代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昨天透露,原朝阳区副区长刘希泉贪污一案已经起诉,并已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去年5月,朝阳区区委常委、朝阳区副区长刘希泉被双规。刘希泉曾任朝阳区农委主任,有媒体报道他涉嫌挪用资金至农委账外小金库。■司法·培训刑诉法大修 法官强制轮训昨天上午,北京团举行分组讨论,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池强在谈到依法治国时表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执法人员的准入标准必须严格,北京三年已招聘了1800名法学硕士博士成为司法人员,均是先从书记员做起。此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后,北京的刑事法官将强制进行每年100小时的轮训学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所做的报告中提到,今年要着力解决基层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人民法院基层建设水平。对此,池强表示,应加大对基层法院法官审判能力的要求,大量的普通案件其实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简单地用法律来解决,尤其是在农村,农民流动性很小,一个判决可能会造成几代人结怨。 据池强介绍,本市司法机关三年已经招聘了1800多名硕士博士。“我们拿到国家的政法编制之后,招聘的人员必须通过‘两考’,即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进来以后先当书记员。”池强表示,即使这样的高学历人员来到法院,也并不完全具备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真正能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处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太不容易,司法机关要强制性地教给他们,拿出典型教育他们‘司法为民’。”池强表示,今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之后,必须安排刑事法官、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进行轮训,一年必须学满100个小时,并且将严格进行考核。■声音加强培训年轻法官检察官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生官表示,法院、检察院的工作量太大,超负荷运行。几年来,一大批年轻的法官和检察官进入法院、检察院,这些年轻人的素质决定未来检察院、法院的工作质量。因此再忙也要加强对年轻法官、检察官的业务能力培训。本版撰文 晨报首席记者 姜葳 记者 陈琳(北京晨报) 昨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参加湖北代表团全会,审议两高报告。本报记者 吴江 摄 本报讯 (记者金煜)“有代表建议制定《法律监督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可以进一步调研论证。”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 昨日,曹建明参加了湖北代表团上午的小组讨论和下午的全体会议。在20位代表发言后,曹建明说,人代会后,最高检要开听取代表审议意见的汇报会。检察院要求把代表的话原汁原味地记录,会后专门开汇报会,“成绩不谈,只谈问题,只谈批评”,然后再将意见汇总梳理,下发到3300多个基层检察院。 有代表指出,需要强化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权威,应及时出台《法律监督法》,对一些长期重大的执行案件以及多涉及群众利益的案件,赋予检察机关可以监督的权力。 谈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建议制定《法律监督法》,曹建明表示,有代表提出这个建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可以进一步调研论证。 焦点 1 贪腐多是否因判刑太轻? 有代表认为,对贪污处罚太轻;也有代表认为,关键在执法必严 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表示,当前贪污腐败多,群众意见较大,不从体制机制和法律层面找原因,是绝对不行的。可现在的问题是,大量贪污腐败行为没有发现、没有处理;而被抓住的也处理得不到位,对贪污的处罚太轻,从而助长了这种坏的社会风气。 “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现在对贪污处罚较轻,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违反了基本的人性。”赵润田说。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银香伟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银香插话说,现在一些人从死刑变死缓,死缓变无期,无期再变有期,处罚不到位。 同样参加审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对此则持不同态度。他认为,官员在贪污受贿时,不会考虑是否会判多少年;而是觉得可能无法发现。如果一受贿就会被抓,就不会行贿了。“现在查处力度不够大,一些人觉得人家都收,我不收就吃亏了。” 周玉华表示,现在不是判得不重的问题。按照刑法规定,贪污还是判得比较重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在执法必严。要提高破案能力和查处违法犯罪的能力。“如果贪污犯罪都能及时发现,那就好了。但假如每100个人只能抓到1个,那都杀了也没用。” 2 案件增多是否需要增编? 有代表认为,基层法院应增编制;也有代表认为,应建大调解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夏集团董事长夏春亭表示,现在基层法院的工作量太大,案件多、人手少、压力大,必然在办案时用心程度就差一些。因此,基层法院的编制应该增加,这不是让队伍更加臃肿,而是办案的需要。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滨州市畜牧兽医研究院院长沈志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案件多是现在的机制造成的,不是人手够不够的问题。“现在一点小事都打官司,大家都鼓励打官司,还出现了一些职业碰瓷的经理人。案件近年来每年都在增长,这让我非常担忧。”沈志强表示,事实上,一些官司即便打赢了,也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劳民伤财。 沈志强表示,当前中国需要建立大调解机制,要多一些调解的人,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就没有必要打官司,从根本上让案件数量下降。 3 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 有代表建议,应系统研究,树立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 “每年都有代表问我,两高报告那么好,做了那么多工作,为什么来北京开两会前,我还是会收到那么多信访材料,那么多人反映司法不公呢?”昨日下午,在全团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以问题为自己的发言开头。 杨伟程表示,从自己所见所闻看,有些基层群众宁愿舍近求远、另辟蹊径,也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司法的公信力去了哪里?事实上,很多事情通过一审、二审等正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等,完全能够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现在程序正义被忽视,让人非常担忧。 “信任是健康社会的前提,要想获得他人信任,自己必须诚信。而当下,司法公正的现状离公众期望还差得比较远。” 杨伟程表示,总的来说,大多数案件是正确的,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这个评价远远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为此,相关部门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司法与公众的隔阂。提升司法公信力,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当前需系统研究,树立司法权威,让个案的解决回归正常程序。 本报记者 蒋彦鑫 司法机关应该注重听取社会各界和基层群众的意见;更加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更加关注网上舆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网上舆情不能视而不见。当然,司法有其独立性,不忽视民意,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法律判断,变成墙头草。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高院院长康为民 执行难,长期以来是困扰司法公正的问题,不能让当事人赢了官司破了财。执行过程能否不放在法院?让公安、检察院等部门交叉进行,让法院只管安心判案。 ——全国人大代表、桂林市环卫处司机廖如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加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稳步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网民对此叫好的同时,也提出了关注已久的“两费一金”的疑问:一些地方收取的教育附加费、社会抚养费、福利彩票公益金,都是咋用的呢?能否举例说明?参加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对网民关心的“两费一金”去向进行了相关回应,并对加强“两费一金”的公开透明使用提出了建言。社会抚养费:多收少上缴比较普遍2011年7月,河南邓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被曝光对各乡镇办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任务指标,其中任务最高的乡镇达54万元,引发争议。网言聚焦:今年3月以来,网帖《请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去向》被纷纷转载,湖南网友“日月云烟”认为,社会抚养费征收这么多年了,到底收了多少?是否全额上缴了财政?这些都应该透明公开。代表、委员回应:全国政协委员贾康指出,如果地方上没有额外的规定,社会抚养费等费用是进入财政大池子统一调配、统一规划使用的,并无专款专 澳门银河影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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